一
橘，古称木奴，顾名思义，即树木家奴。她对人的无私奉献有如忠诚的奴仆。可不，橘之叶四季长青，橘之花素洁芳馨，橘之果甘甜如饴，橘之皮入药祛病。无怪乎当年屈原喜书《橘颂》，礼赞其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中国是柑橘原产地，其栽培历史长达五千年左右，几乎与华夏文明史同步。《尚书·禹贡》记载：“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其书是最早记录夏禹时代的地理典籍。须知那时还处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正值人类由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过渡之中。书中明确记录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禹之季即有江淮产橘隆礼贡奉的历史，足以证明柑橘栽培始自农耕文明之初；橘树为人类最早栽培的果树之一。
二
石门种橘始自何年，尚无准确的文字记载。明正德年间，某道士于石门县城南郊的朝真观掘得碑石一块，上刻“橙为土所宜，秋杀乘气候，累累弄圆实……牙咀蜜饴溜”之句。据考证，这是汉魏之际无名氏所镌刻的《三爱铭》。其谓“三爱”，即“于木爱松，于果爱橙，于花爱梅”。而橙即橘属的一种，古亦橘橙混为一谈。由此可见，石门种橘始自汉魏已是确凿无疑的了。倘若我们从《橘颂》问世之际的历史时空来考量，似乎还可以得出更为久远的结论。从行文风格上看，屈子吟哦《橘颂》时心境颇佳，不若晚年流放时的忧愤悲怆之风，故那时节诗人不是在故里，便是在楚都郢地。当下，屈子故里尚有争议，主流说法有三：一是秭归说，一是江陵（即郢都）说，一是汉寿说，可谓三说鼎立。但无论何说成立，这三处与石门的直线距离皆不过百十公里。相处如此之近，其“后皇嘉树”难保不会生长在石门这片沃土上。更何况石门境内有名的橘乡兰溪，相传为屈原当年游历命名之地，抑或《橘颂》即为石门境里触景生情之作，亦是不无可能的。这并非臆想，而是一种合乎情理与逻辑的推断。
屈原爱橘，绝非只是爱其果佳味美，更是爱其“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秉德无私”的品格。古往今来，屈原所讴歌之橘，已成为一种高尚无私、矢志不渝的精神象征。
纵观历史，不仅屈子如此，历代著名诗人大都不乏爱橘情结，多以诗的形式歌之颂之。鲍照、李白、杜甫、刘禹锡、王昌龄、张九龄、孟浩然、韦应物、欧阳修、苏东坡、朱熹……这一个个辉耀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与俊才，无一不在其佳作中留下了咏橘华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注民生与民间疾苦的诗人，对橘的偏爱之情则更为执着更为浓烈。以《三别》、《三吏》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赢得“人民诗人”桂冠的杜甫，从巴蜀到湖广，几乎是一路咏橘踏歌行，岁岁为橘而歌吟，其流传至今的咏橘诗达九首之多。曾以《捕蛇者说》表达对民生之艰深切同情的柳宗元，亦在嗣后三年为官柳州时写下“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的欢快诗句。曾在《橡媪叹》、《农夫谣》、《哀陇民》等诗篇中字字血、声声泪地揭示民众种种不幸的皮日休，也在咏橘诗中状绘出“个个枝头叶捧鲜，彩凝犹带洞庭烟”的美妙意境。曾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抒发经典悯农情怀的李绅，亦在《橘园》一诗中明快吟唱：“江城雾敛轻霜草，园橘千株欲变金。朱实摘时天路近，素英飘处云海深。”……
恤民与爱橘，哀民之艰与赏橘之甘，是这些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诗人真实情感的两面。关注民生与爱橘颂橘，似乎也成了华夏文明中一种美德与可贵的精神传承。大约是橘之芬芳、橘之色泽、橘之甘甜、橘之“深固难徙”的坚贞、橘之“木奴”式的忠诚，引发诗人对民众苦难的比照，激活诗人对改善民生的种种期盼，才导致这种悲与欢、苦与甜的情感融合吧。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橘的颂扬亦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始终只是一种美好的意境。一朝朝一代代，城头上不知变幻了多少大王旗，而橘依然只是人的木奴，种橘者依然只是统治阶层的木奴。千年沧桑，始终难以与屈子《橘颂》那古老而高雅的的意蕴相和谐。
三
不管怎样，柑橘随着历史的进程在石门这片热土上岁岁开花结果，一茬茬地繁衍子孙。据1993年出版的《石门县志》记载：“明初境内即有朱橘（即红橘）。清末、民国时期，柑橘种类增多，有朱橘、黄皮橘、香椽等。雁池坪为红橘主产地。1949年，全县柑橘面积1000亩，产量0.03万吨。”
上世纪五十年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柑橘这一甜蜜的事业本应得到长足的发展，可到六十年代初，柑橘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萎缩至700亩，年产量倒退到百吨以下。个中原因除了当时决策层对“以粮为纲”的片面理解之外，还有本地柑橘品种老化、产量不高等老大难问题。雁池坪的红橘虽说年年红艳，岁岁溢香流蜜，可终究单产不高；其它品种不仅产量低下，而且味带酸涩，很难畅销市场。因此，有着千百年种植历史的石门柑橘，依然还停留在庭院种植、提篮小卖的初级阶段，依然难谐《橘颂》的古雅韵。
然而，任何时代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石门柑橘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时期终于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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