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寻先烈 红军英灵将还乡

3月16日下午，桩巴龙传说传说传承人孙昌喜先生，在楚江街道荷花社区平安巷【石门信息网】办公楼大厅举行“受托追寻红军烈士遗迹通气会”，告知自媒体朋友即将受托前往贵州石阡等地寻找82年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烈士亲人遗迹。

1935年9月，桩巴龙传说故乡穿山河新婚不久、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孙继柏、宋道月、李泽培等57名土家族优秀青年为了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不惜抛妻弃子、告别亲人，跟随贺龙元帅、萧萧克将军踏上漫漫长征路，从此一去不复返，有的血洒贵州石阡地、有的埋骨云南鸡足山，至今不见征人裹尸还。受年届83岁的孙继柏烈士之子孙昌武和宋道月烈士之孙宋化成等红军烈士后代委托，孙昌喜先生将前往贵州石阡等地追寻烈士遗迹，代为完成其宿愿。

寻“烈”路上·连载（1）

揣着两份沉甸甸的委托，载着众多红军烈士亲属后代的满怀期望，我于3月17日下午2：36分登上西行列车，一路铿锵而行。火车的轰鸣替代了战争年代铺天盖地的枪炮声。虽然目光所及之处，并非红二、六军团当年走过的路，但我的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他们英姿飒爽的身影。

        我的两个堂伯父孙继浩、孙继柏是亲兄弟，家中有几亩薄地、两三匹骡子，家境并不困窘。大伯孙继浩学雕匠，手艺名噪一方，几乎与师傅并驾齐驱；二伯孙继柏，年方二十，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娶妻一年多，儿子出生才三个月，并不是饥不择食之人。但他们听了红二方面军“扩红宣传队”的宣传和演讲，加上积极分子的串联，双双瞒着娇妻父母亲，加入到了贺胡子的队伍里，老二孙继柏临走不忘记让自己吝啬的父亲孙圣传为红军“捐献”了一匹骡子，后来骡子送回来了，人却始终没回家。

        1951年，石门县人民政府县长康日新署名盖印，给活活守寡15年的妻子王辰秀发来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才知道20岁上出去的丈夫孙继柏早已不在人世，永远葬在了天远地远的贵州石阡县。

        1972年3月，我去江苏徐州邳县土山镇探望阔别家乡18年的大伯父孙继浩（已改名孙凤），期间说起一同参加红军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此生此世难见面，哀婉唏嘘不已。1975年再次探望大伯时，他已重病缠身。临别再三叮嘱，一定要代他去石阡县看看，有没有他老弟孙继柏的名字与墓碑，还有哪些同去的人长眠在那里。世事无常，风雨难料，43年过去了，大伯的嘱托如昨，却总是难以如愿。得到两家烈士后代委托，也成就了我对大伯守诺的心愿。于是，我选择清明节前夕时机，去践行追寻红军烈士遗迹的心愿。（未完待续）

·································· ·寻“烈”路上 · 连载（2）

        说是寻访红军烈士遗迹，其实就是寻访太平镇原穿山河乡的57位烈士。石门县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跟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长征牺牲、失踪的革命烈士有2220人，其中太平镇154人，要把这些烈士的遗骨找回来，不说某个人不可能，就是政府出面也绝无可能。

长征途中，每一场激烈的战斗，只要枪声一响，就会有人应声倒下，后面的人潮水般涌上去。战斗结束后清点减员数量才知道某某不在了。石阡县一战，不是兄弟双双出马，活下来的孙继浩为死去的孙继柏、宋道月等作证，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

 建国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红军烈军属的优抚工作，先后多次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升优抚待遇，并补漏拾缺，落实申报遗漏家属政策；民政局、史志办花费巨大人力物财力编辑出版红军英烈史实资料，兴建烈士陵园，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我既不是烈士家属也不是民政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以个人身份去“寻烈”呢？基本原因是如上所述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将红色元素融入传统文化。桩巴龙传说“孝老爱乡”是小范围内的“孝”，而红军长征的精神是对党和国家的忠。忠孝节义、忠孝两全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弘扬“孝老爱乡”的同时，大力倡导“红军烈士亲属后代”对党和国家的忠，就是新时期的新形式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反历史虚无主义最生动的实践活动。

诚然，过去进行过多种形式的红色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知道许多著名烈士将领的名字，但那些奔赴战场几个月、半年甚至十几年的年轻红军战士，最多在书上墙上留下了个谁都不认识、谁都记不住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如烈士们当年说的“我们不怕死亡，但怕被遗忘”。事实恰恰如此。由于年长日久，环境变化，许多烈士亲属不知道先辈为了什么、牺牲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十九大以来，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伟大的红军长征历史得到应有的评价与尊重，使无数红色后代从迷蒙中走出来，开始正视并行使自己在中华复兴新时期的新使命。以民间方式传承红军精神更接地气、更富于效果。（未完待续）

寻“烈”路上·连载（3）

我生在穿山河，读书太平街，工作石门县，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往北往南去了不少地方，就是没有去过云贵川。在地理情况很不熟悉的情况下，稀里糊涂歪打正着买了去云南曲靖的火车票。

下车后在曲靖城市化了的农村找了个简陋的家庭旅馆住下。30多岁的姓胡的主人两口子是重庆人，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娃住在第五层楼整层出租房里，近300平米的房子水电齐全，每月租金才600元。

 小胡两口子听说我是湖南石门人，在石门又有很多重庆人，同属巴楚文化，口音相近，便一见如故，很热情。除了免费吃住，还让他们的表姐夫用私家车把我拉起去遛街看风景开眼界。

曲靖是云南省仅次于省会昆明的第二大开放城市，正处于“一带一路”节点上，是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未来的泛亚国际大都市。目前城市人口约200万人，其中本地人仅有70万，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外地人。据说到2020年，城市总人口目标是750万人。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城市里既无大型工业，也无规模化农业，旅游业目前也处于“0”起点阶段，但城市化建设不仅方兴未艾，而且已初具规模。其建筑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不输于任何中等城市。国家在西部开发中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比深圳还要优惠、特殊。

曲靖市周边大约600个农村社区村居，全部实现无农化。省市政府对曲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实行“五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建筑设计、统一打地基、统一建设风格。上千栋新建“居民发展房”没有一幢房子外面有阳台。如果不是在房屋上有编号，连自己的房子都找不到，每幢房子一模一样，远看象迷宫。

据成都来的司机兼“导游”老莫说，“曲靖市对外来人口实行了非常特殊的优惠政策：允许两地同时有户口、买房政府给补贴，无证能开车、逆向行驶闯红灯教育放行免罚款……”。这些特殊待遇内地根本没有，曲靖也不宣传，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的“不看广告看疗效”，进了曲靖才知道。老莫的话没法验证，也不合常理，我只当一阵微风吹过，不想再去深究。但毋庸讳言，谜一样的曲靖正在吸引无数幻想淘金的外省人。

不到曲靖市，不知道什么叫发展，不知道什么叫“一带一路”，不知道什么叫做“西部大开发”。曲靖一天半，算是“寻烈”之行中的插曲与意外收获吧！（未完待续）

寻“烈”路上·连载（4）

桩巴龙传说传承人  孙昌喜

3月20日上午8时56分，我从曲靖火车站登上了去宣威的快车，仅仅1小时03分就到达了宣威火车站。走出站口一望，懵了。大白天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往哪儿走好。

迟疑了一刻钟，我果断决定先在火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轻装上阵去找红军烈士陵园。开好房安置了行李，就去打听“城北11公里处的大坡山红军烈士陵园”，结果被问的人没一个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只好自找麻烦问“度娘”，终于找到详细地址是在来宾镇。

于是又逢人打听去来宾镇怎么走，从火车站坐7路车到汽车北站后再朝来宾方向走。到了汽车站，还是不知道东南西北，只好狠下心来自己试着“滴滴打车”，居然一试成功，叫到了开白颜色车的周师傅。周师傅1968年生，今年50岁。两人聊起年龄，他不相信我今年68了，居然独自一人“跑四方”，到那个平时少有人去的地方寻访烈士陵。两人一路谈笑，他把我送到红军烈士陵园，从滴滴出行客户评价讨了四颗星后就返回去了。

坐在车上不觉得，下车走路才知道路程不近。到达红军烈士陵园后徘徊良久，陵园铁门紧锁不开，已近中午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早餐，肚子饿得咕咕叫。无人开门进不去，我决定先吃了早餐再说。从烈士陵园到镇街头上足有1.5公里，在一家冷清的清真早餐店吃了一碗牛肉米线，又向烈士陵园走去，还是没有人开门。我便到紧挨烈士陵园的一所实验小学去问进园的路子，他们也不知道叫谁怎么开门，叫我在门口去敲去等。

从上午11点半等到下午两点半，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三个多钟头的等待，我几乎想放弃。突然我想到百度搜索宣威民政局办公室电话，那个接电话的人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叫我直接打，打了三遍才打通。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三个在编职工，两个在民政局上班，只他一人守园。宣威一个多月没下雨，他正在给园内花草浇水抗旱，根本听不到我的叫门敲门声，直到接了我的手机后才姗姗而来开大门。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他很乐意地陪我到烈士纪念碑拜谒烈士并帮我在纪念碑附近取土。

 1.5公里两个来回的上下坡、六、七个小时没吃饭，的确有些够呛，特别是在大门前坐等两三个小时无人开门，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心。我当时心里已经在滋生放弃的念头。然而，耐心的坚持，等待出了结果。

我问这个管理员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夏周虎。我一想，真还特别有点意思：烈士陵园所在地叫虎头山，守园人叫夏周虎，遇到一个属虎的人前来拜谒取土，岂不是“三虎聚会，虎虎生威”！不由得自顾自地开心，疲劳感尽失。

 我原本是想参观纪念馆和烈士碑，找一找烈士墓。但夏周虎先生告诉我：烈士陵园内除了牺牲的团长、参谋长和团以上红军干部有墓，其他都是没有名字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后面最大的一个圆形墓就是统收统埋的红军烈士，不知道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我从《石门县红军将士谱》上查到维新镇大堰场村的盛联淮就牺牲在宣威，300多位烈士中肯定有不少石门人。由于无名烈士墓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我便在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叩了21个头，以示对牺牲在云南的21个穿山河烈士的怀念与祭奠。“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真意就在于此了。我们寻找他们，就是为了记住并永远纪念他们。

  回到宾馆，顾不上吃晚饭，我把从烈士陵园取来的褐色泥土，用自封口的无字塑料袋分装成21等份，给每份泥土袋插上事先制作的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英灵卡》，整整齐齐摆放在搁在床上的《红军英灵魂归故里》红布袋上。因陋就寡，用宾馆的茶盘放上两杯清茶、三个发饼以代“五行”，在归聚的牺牲在云南的21位穿山烈士英灵袋前恭恭敬敬叩拜21次，表示诚心迎接他们的英灵回故乡。也许是21位烈士英灵真的随我而来聚在一起，让我在独自叩拜中竟然热泪盈眶，暗流不止。拜完收好，已是晚上10点，我到宾馆附近的小店解决了晚餐。  

【附录】虎头山烈士陵园简介

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位于宣威市城北11公里的来宾镇大坡村，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周围分布有来宾煤矿，来宾镇党委、政府机关，继红、长征、虎头等十余所中小学校，326国道从陵园门前经过。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3月22日，红二、六军团挺进宣威来宾铺一带，次日晨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激战，共毙俘敌军近千人，缴获枪支400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围歼红二、六军团于乌蒙山区的阴谋。战斗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十一团政委黄文榜，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委段兴寿，十六师组织科长唐辉等300余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为缅怀革命先烈，启迪后人，中共宣威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虎头山红军战斗遗址兴建红军烈士陵园。陵园于1977年开工建设，1979年竣工。30余年来，陵园先后进行过多次维修、扩建和绿化。陵园内有烈士墓、红军战斗纪念塔、屏风、陈列馆、观景台等主体建筑。2009年3月国务院批准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寻“烈”路上·连载（5）

 从宣威到凯里，票价148元，行时8小时。虽然是硬卧，基本上就是钉梆硬的卧着，所以称之为“硬卧”。上午9：56开车出发，下午5：30到凯里。凯里到石阡县每天仅有两趟车，上午9：30，下午1：30，等我到凯里，“水过第三丘”，只得被迫“卧槽”，在客运站附近逮了顿快餐后下榻休息。

3月22日上午9：30乘大巴从凯里出发，中午12点过一点点就到达了石阡县客运站，一路上倒也还轻松。

不成想到了石阡后出了点令人难堪的小意外。出门在外，最怕“三急”措手不及的不是时候。下车后搞不清东南西北，不晓得朝哪个方向走。正待问路，内急突至。心想，车站附近的餐馆应该有那个救“急”的WO吧，不如先“开闸放水”，再给老板做点“进口贸易”。可一打听，餐馆里头没有洗手间，老板娘把我往车站里头指。来回转了一大圈，没找到外语说的“大巴儿溜踢窝”的地方。问那个穿制服的门卫，他说进站口交一块钱的如厕费后到车站候车室“踢窝”。平时一块钱算不了什么，关键时刻起大作用，解决内部危机。:

 草草解决了早兼午，在快餐店女老板指点下，我在“香树园”停靠点等了将近半小时，终于上了环城6路车。从石阡城郊一路向北，沿河而上，就象通行在一条狭长的走廊中。两面几乎平行对称的山峰中间夹着一条河，河畔两侧是城市。这个边远的小县城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充满了质朴的沧桑感。城市中心道路用栏杆隔开，加起来仅有石门澧阳大道的一半宽。道路两旁房屋虽不乏高楼，但颜色却似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6路公交车起始于石阡客运站前两站，终点停靠在石阡县行政大楼广场前，全长约5公里。沿途广告标榜最著名的是【中国温泉之乡】【中国苔茶之乡】，虽然也设有工业园，却没有看到有特色及规模的工业产品。

等到下车，已是1：30左右，正是行政机关的午休时间。从行政大楼广场一眼望去，显眼的是靠山边的〖石阡温泉大酒店〗。心想，不如开个“土荤”，先在温泉酒店住下来，再去寻找要找的单位。进到酒店前台一问，最便宜的山景房每晚468元，和长沙富丽华大酒店的房价相差无几。伟人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润，就得亲口吃一吃”。人生难得几次出远门，管他娘的多少钱，尝试一下住“温泉”，于是在9035房住了下来。

 下午3点钟，去行政大楼找党史办，下村扶贫去了；到县民政局找优抚股，全股被“无赖”缠访脱不开身，只好“且听下回分解”，回到温泉酒店附近蹓跶，览阅石阡县城风景。

 通过初步观察，石门县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党政合署办公，高度集中。所谓“行政大楼”，包揽了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几大家机构合署办公。其他科局则散居县城各处，不过也是在那条狭长的街道两旁。二是街道命名突出当地特色。石阡有著名的〖佛顶山〗，城市中心大道就叫“佛顶山大道”；石阡有两处温泉，温泉附近的社区就叫温泉社区，其余诸如北塔寺、府文庙……莫不如此。三是街旧水清。虽然街道显得陈旧，却很干净。行政大楼广场一侧立有“创国家文明县城”的巨幅标语。两山之间的河流名叫龙川河，河岸两侧不乏住宅建筑，古香古色的楼榭亭阁林立两岸，沿岸道路层层叠叠；河不宽却清澈见底，有少量苔蔓飘浮；临近傍晚，偶有渔人埀钓。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半日功夫转瞬逝，两目闪烁齐万家。吾辈不及欧阳修，石阡美景难描画；他日得到陇上来，再与诸君叙佳话。（未完，待续）

寻“烈”路上·连载（6）

 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前几年比较频繁，追寻一般红军烈士遗迹的有是有，为数不多，主要是年代久远，红军烈士亲属年纪老迈力不从心，有的烈士和烈士亲属似乎被无情的时光切割了，彼此毫无关联。石阡是我寻“烈”的关键一站、也是最后一站，毫无疑问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

 3月22日下午三点半，我在寻访石阡县委党史办无果的情况下，石阡县委办公室张秘书指引我去石阡县民政局优抚股。到民政局办公室后，也是一个姓张的年轻人接待。看完介绍信、委托书，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叫我等一下，他去汇报联系。临近下班，优抚股的李股长过来对我说，实在对不起，今天不空。他叫小张把我带去的资料复印两套，明天上午8：30上班后再查资料。

第二天9点左右，我退掉住宿房后带着行李包来到民政局。他们拿出所有资料，就是找不到我要寻找的孙继柏、宋道月的名字，更不用说石门县的其他人了。因李股长下午要同副局长一道去铜仁市里开会，为节省时间，民政局安排了一台小车，由股里的小范和李股长一道陪同我去甘溪镇寻找拜谒红军烈士纪念碑。到达甘溪镇附近时，李股长叫上了甘溪镇副镇长兼武装部长余朝明。甘溪原来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建在一面大山之下，山下两边就是红二、六军团当年作战的地方。与其说是墓，不如说是山，其实就是以山体为墓。墓碑上只有事件纪录根本没有红军烈士的名字。

尽管如此，我怀着对红军烈士的无限崇敬、对伯父战斗过地方的深情怀念，在红军烈士纪念碑下恭恭敬敬地叩头作揖，用心声呼唤着他们的英灵。接着，在余朝明部长的协同下，装取了红军烈士的足迹和鲜血曾经染指过的泥土，然后随李耀金股长、余朝明部长到甘溪镇新辟的红军烈士陵园参观。他们告诉我，将在这里把石阡县所有的烈士集中在一起，有名有姓的单独立墓，无名烈士则建公墓以纪之。李耀金股长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把我们没有的资料送过来了，原来漏掉的烈士我们要在这里重新建墓。余朝明部长也介绍了一些相关情况后，我们就返回石阡县城了。中午，在民政局职工食堂体验了他们的工作餐，然后就近住宿，预备下午上班后会见县委党史办丁主任。之前，李耀金股长曾经电话联系过。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在石阡县行政大楼706室找到了丁主任。丁主任看完介绍信和我带去的资料，筛茶、装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我把在民政局查找的情况反馈给他后，他又搬出一大摞资料，再一次查找核实，并电话咨询县武装部。最后在一份老档案中找到一个与伯父孙继柏同番号的无地名的龙姓烈士，是牺牲在一个叫“宝山洞”的地方，登记表上有3个同时牺牲的标注义“佚名”的烈士，那就是孙继柏、宋道月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了。丁主任表示，将与县民政局一道进一步落实。我将从石门带去的两本资料与丁主任进行了“以少胜多”的交换，而他给了我6本，算是此行不虚，赚了。

事毕，丁主任盛情邀请我到他家里共进晚餐。我是个很不会讲客气话的实在人，为了细细饱览石阡风光和风土人情，就一路歩行随着丁主任到了正在搞装修的他的家里。少顷，在一家小餐馆里丁主任自掏腰包，请我与他们夫妻以及为其装修房子的岳父、姨丈、老表、县武装部龙科长等开心地共同饮酒进餐，品尝石阡美味。

吃完饭喝罢酒，我与他们挥手告别，步行着回到三公里开外的现代酒店，打点返回石门的行程。（未完，待续）